一个当代“民国大师”死了

早上听到一则消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兰州文理学院旅游学院副教授刘拓，因探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阿坝甲扎尔甲山洞窟壁画不幸坠崖去世。

一个31岁的考古学家去世了，死在自己热爱的工作上，本来是一件令人悲伤和惋惜的事情。

中国的媒体和学界喜欢“死者为大”嘛，一上午微博新京报等都在哀悼。

但是这位刘拓博士的思想和言论，一直以来都很“奇葩”，有必要讨论讨论。

他思想上是一位典型的“白左”，一直以来反对西藏的解放、建设和工业化，他一直认为，像西藏这样的地方，应该保持“原生态”，比如解放前的藏传佛教、比如“农奴制”，都属于西藏的原生态“文明”，不应该被外力打破，什么“人皮唐卡”，什么“阿姐鼓”，什么活人祭祀，都有它的价值，不应当被消灭.....他甚至认为，当年解放军解放西藏，是“摧毁了西藏的文明”。他甚至放出谬论——“希望西藏被印度”控制。

说难听点，站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角度，这种人就是个“分裂分子、反革命、行走的50万”。

但他死都死了，我们就来详细讨论一下他思想的根源吧。

刘拓这种人，其实在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圈一点都不少，他们根子上都是“民国大师”，虽然活在21世纪，但思想上其实是一个民国买办政权下的“胡适”，他们只在乎自己专业的一亩三分地，不在乎国家、民族和人的尊严。

比如刘拓博士，他就只关心他的西藏农奴制下的“人皮唐卡”、“头骨法器”、“阿姐鼓”，一来他就喜欢这些玩意儿，二来他吃的就是这碗饭，所以他宁可国家不解放，民族不独立，人民不翻身，继续保留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原生态”，这样他才能一辈子风花雪月搞他所热爱的“学问”，然后教出一大群弟子余孽，把他和他的理念，吹成“学术自由”、“大师之风”。

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而没有把广大的人民当人，他们只在乎他们喜欢的“西藏原生态”，却没有问过当年在农奴制下西藏人民的感受。

旧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农奴主，占有西藏几乎全部耕地、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1950年的西藏有100万人口，其中没有住房的就达90万人。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仅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农奴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50%以上，高者可达70%到80%。藏族民谚中描写道：“农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钱高；农奴面前三条路，逃荒、为奴和乞讨”。

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

西藏解放之前，西藏人民过的是什么生活？毛主席讲过：“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这个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做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制度，能够允许其永远存在而不改革吗？

1959年秋天，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从前的农奴得以脱离农奴主，获得人身自由。农奴们焚烧地契、债约，彻底获得翻身和解放。1959年开始展开的民主改革，才真正使得西藏“百万农奴站起来了”。

翻了身的农奴们欢呼：“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现在达赖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你要问当年的西藏人民最感谢谁？他们最感谢的是毛主席和解放军。

日喀则拉孜县著名的藏刀艺人次登家里只供奉毛泽东像，平时他也不去转经、朝佛。在次登看来，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毛主席”。他说：“我们铁匠以前在西藏是地位最低的，被称为‘黑骨头’，毛主席解放了我们，让我们翻了身，我打心眼里感激他。”

西藏的解放，也是人民的胜利。

伟大的民主革命，让百万翻身农奴迸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也挖掉叛国暴乱分子妄图长期隐藏的土壤。在整个民主改革过程中，西藏农村共发展了629名共产党员、1967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建立了123个共产党支部、252个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

在这些积极分子的带动下，翻身的西藏民众积极参加平叛斗争，全身心帮助亲人“金珠玛米”解放军。在唐古拉前线，藏族民工宁愿自己睡在冰雪湿地上，也要找些树枝、石头把所运物资垫起防潮，遇到雨雪天气，宁可自己受冻，也要脱下衣服遮盖运送的物资。有的牲口累垮了，民工们就自己背上物资前进。有的民工奋不顾身，同解放军一起战斗，打击叛乱势力和西方帝国主义。

“麦地卡剿匪中，基层干部多吉带领10多名民工、赶着100多头牦牛支前。多吉先后参加支前10次，送粮几十万斤，参加战斗10余次，被叛匪的枪弹打伤过手臂，但一直坚持支前，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成为那曲地区支前模范，还加入中国共产党。”

“山南加查县邦达乡女乡长次仁琼宗带领群众和叛匪进行坚决斗争，一次她被两名叛匪拦在路上，敌人要她投降，她不怕威胁，只身与叛匪搏斗，被连砍九刀，壮烈牺牲。”

“青藏公路那曲养护段林场工人、牧民出身的布德为解救被围困的养护段林场，冲出叛匪重围，深夜去给解放军送信，被叛匪抓获，叛匪逼他说出林场的情况，他宁死不屈，竟被叛乱首领残忍地挖去双眼。”

“1960年5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空降在然次卡的藏族特务益西旺加等与宁静叛首扎巴喇嘛、麦巴本会合，恰好碰上解放军388团在当地剿匪，已通过民主改革获得翻身的群众积极对叛匪坚壁清野。严重缺粮的叛首扎巴派保镖登甲群培回家取粮，妻子抱住登甲的腿劝降，儿子将他的枪藏起来，迫使登甲向解放军投诚。扎巴、麦巴本连续断粮九天，陷入绝境，至5月18日不得不出来抢粮时，被解放军包围于奇比，全歼两名叛首以下17人和空降特务益西旺加等8人，缴获各式步枪32支、电台1部。”

这就是共产党、解放军和西藏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力量。

新中国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靠的也是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全国人民的解放，工业化和现代化，先进的党和14亿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力量。

孤立的政治环境，保守的宗教氛围，很难创造出优秀的文明，更没有有趣、高尚、丰富的精神生活。一个“桃花源”不会产生什么田园牧歌、岁月静好，只会滋生封建、迷信、保守主义、极端宗教，桃花源，也会变成《盲山》。在美国，至今依然有一群阿米什人排斥现代文明，排斥电灯、电话、工业机器，穿着长袍，守着基督教的圣训过日子；美国犹他州的摩门教徒，还在搞“一夫多妻制”。你觉得这样的“原生态”真的好吗？

刘拓博士这种人不是少数，几年前，我曾经坐过一次顺风车，司机是位美女，我俩相谈甚欢。

她年少多金，喜欢自驾游，走过很多地方，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西藏，那姑娘忽然感叹道：“青藏高原真的很美，原生态，人们都很淳朴，他们有信仰，我看到很多大人小孩在公路上磕长头，一路磕下去，真的很感动，感谢佛祖，我们不应该把工业和商业带进那样的圣地。”

我当场就一脸懵逼，念在她是一位好看的小姐姐，我就耐心解释道：“他们确实要感恩，不过不是感谢佛祖，而是要感谢新中国，感谢毛主席和解放军。”

“没有新中国，他们连人都算不上，只能被贵族和活佛们当作垫脚石、会说话的牲口，戴着镣铐劳作，砍手、挖眼、断脚，活活折磨死在地牢中，农奴的大腿骨会被做成法器，少女的皮会被剥下来做成人皮唐卡、阿姐鼓.....你看，多好的原生态”。

“没有解放军，没有人民子弟兵的牺牲，没有工程人员的牺牲，那里还是一片农奴制的封建社会，与世隔绝，没有工业，没有铁路公路，没有自来水和输电，他们磕长头的那条‘天路“，都是子弟兵用生命修出来的......”

小姐姐听完，瞪大了她美丽的眼睛，惊叹道：“对不起，我之前真的不知道，这些都是真的吗？”我随手打开手机，找了了几张藏传佛教人骨法器、人皮唐卡、西藏农奴的照片给她看......最后，她表示真的要感谢新中国和解放军。

这姑娘不是坏人，只是太单纯，被当年的“伪文青”、公知大V们的鸡汤带了节奏，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世间疾苦，把一点小布尔乔亚情绪，当成了全世界的共识，就像如今那些到印度拜大师净化灵魂的女明星一样。

这个世上没有天生的蠢人和坏人，但人太容易被影响，先入为主，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很多人如今吃饱饭了，能够到处旅游了，看到那些大山深处的好山好水好风光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带一带节奏，就以为那里的人民天然淳朴，那里的生活健康自然，不要工业，不要商业，不要现代文明，可以用爱发电了。

实际上，西藏人民需要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需要工业化，需要现代的知识文化，需要和外部世界的沟通和交流。西藏的人们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权力，有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有劳动就业的权力，有享受先进科技、文明成果的权利。

你要帮助一个落后地区，只有打破这个旧世界，让现代文明得以进去，让保守的旧势力消亡，让反动的旧势力消灭，让进步的力量进来，让旧世界的人民走出来，一起改造自己改造世界，他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一个考古学博士年纪轻轻去世了，本来挺可惜的。

但我想说，这样的人还是越少越好，中国的学术界，需要人民的知识分子，需要建设祖国服务社会的国之栋梁，不需要“民国大师”。